累犯、毒品再犯是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在很多案件中会对死刑适用产生影响。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印发的《宽严相济意见》第11条专门规定：“要依法从严惩处累犯和毒品再犯。凡是依法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即使犯罪情节较轻，也要体现从严惩处的精神。”《2023年毒品纪要》在《2015年毒品纪要》相关规定的基础上重申：“累犯、毒品再犯是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即使本次毒品犯罪情节较轻，也要体现从严惩处的精神。尤其对于曾因严重暴力犯罪被判刑的累犯、刑罚执行完毕后短期内又实施毒品犯罪的再犯，以及在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实施毒品犯罪的再犯，应当严格依 法从重处罚。”

      关于累犯、毒品再犯对死刑适用的影响，《2008年毒品纪要》曾提出， 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并具有毒品再犯、累犯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对毒品数量接近实际掌握的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但具有从重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也可以判处死刑。据此，对于具有累犯、毒品再犯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被告人，死刑适用数量标准可以适当降低，从而体现惩罚的严厉性。但这两项规则之间肯定存在一定差别，而《2008年毒品纪要》没有作出说明。《2023年毒品纪要》在此基础上提出：“毒 品数量接近实际掌握的死刑适用数量标准，具有累犯，毒品再犯， ……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2023年毒品纪要》在此将“从 重处罚情节”限定为法定情节，说明在这个问题上把握的政策标准比《2008 年毒品纪要》更为严格。同时，根据该项指导意见还可以推导出，对于毒品数量达到或者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适用数量标准，并具有累犯、毒品再犯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通常可以判处死刑。

       例如，2014年被告人舒某坤向杨某、罗某会分别贩卖海洛因600克、 400克，还委托二人将200克海洛因带回贵阳贩卖。杨某、罗某会返回贵阳的当晚被抓获，当场查获海洛因1194克。后舒某坤也被抓获，当场从其家中查获1050.4克海洛因。法院认为，舒某坤贩卖毒品数量大，系毒品再犯，且前罪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本次系在假释考验期内又犯贩卖毒品 罪，对舒某坤判处并核准死刑。又如，2019年被告人阮某华采用物流寄递 方式跨省贩卖、运输甲基苯丙胺近3000克，系累犯，且前罪因犯抢劫罪被判  刑13年，还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参与贩卖毒品，被判处并核准死刑。

      值得注意的是，理解、适用《2023年毒品纪要》的上述规定涉及两个重 要问题：(1)何谓“接近”实际掌握的死刑适用数量标准?从文义看，“接近”就是未达到，但距离不远。虽然尚难以对“接近”划定一个明确的数值标准，但肯定不能放得过宽，否则实践中长期积累形成的死刑适用数量标准就会被架空。这方面需要采取适当方式统一标准。(2)对累犯和毒品再犯的 情形是否需作进一步区分?显然，累犯、毒品再犯的前罪有轻重之分，并非 只要具备该情节就可以判处死刑，仍要区分前罪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如前罪 是否为严重暴力犯罪、是否为严重的毒品犯罪、是否被判处较重的刑罚。对于前罪性质较轻的累犯、毒品再犯，应当主要根据本次犯罪情况决定死刑适用，而不能过多考虑累犯、毒品再犯情节，也不宜低于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适用死刑。并且，在前罪较轻的情况下，也不能说毒品再犯一定比累犯对死刑适用的影响更大，关键还是看本次毒品犯罪的严重程度。反之，如果被告人属于严重累犯或者毒品再犯，特别是前科累累、前罪被判处重刑的累犯或者毒品再犯，则死刑适用数量标准可以适当降低(即“接近”),从而体 现惩处的严厉性。实践中累犯、毒品再犯情节对死刑适用产生不同影响的案件较多 。

      例如，(1)被告人邱某清曾因参与抢劫被判刑4年，系累犯，2010年其 受人雇用与吉某某格从缅甸走私、运输海洛因共计5645克(二人均分携带), 涉案毒品数量巨大。但二人是因赌博欠债或找工作未果而替人充当运输毒品的“骡马”,并在危险路段“探雷”,地位作用明显小于3个出资雇用其二人 的在逃同案犯。邱某清的累犯前科是跟随多人参与抢手机，因作案时眼睛有残疾且未持凶器而被当场抓获，其前科犯罪的社会危害和主观恶性不大，且其到案后积极协助司法机关抓捕毒品货主。综合考虑该案的具体事实和量刑情节，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核准邱某清死刑。(2)被告人龙某斌1999年因 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2003年12月刑满释放。2006年3月龙 某斌以贩卖为目的伙同他人购买海洛因297克后被查获。法院认为，龙某斌 该次贩毒毒品数量接近当时实际掌握的死刑适用数量标准，系主犯、毒品再 犯，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对其判处并核准死刑。(3)2007年被告 人王某陆、李某伙同他人共同贩卖、运输海洛因4120克，二人均系主犯，王某陆的罪责最大，李某的罪责相对小于王某陆，鉴于李某曾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刑15年(2005年刑满释放),系毒品再犯，故对李某也判处并核准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