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输毒品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采取携带、寄递、使用交通工具或者利 用他人等方法非法运送毒品的行为。《刑法》将运输毒品同走私、贩卖、制 造毒品并列规定，形成“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这一选择性罪名， 并配置了相同的法定刑，对这4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似乎应当等量齐观。但 这些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运输毒品实际上是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的从属 行为，不论是走私毒品还是制造毒品，最终都是为了贩卖，而贩卖就常常需 要运输，并没有单纯为运输毒品而运输的情况，故运输毒品的社会危害性与 走私、贩卖、制 造毒品存在一定差别。特 别是受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的行为 人，他们是为赚取运费而为他人运输毒品，不是毒品的所有者、买家或者卖 家，不是毒品交易和毒品流通的发起者，与幕后的指使者、雇用者相比，他 们在毒品犯罪中多处于从属和被支配地位， 所起作用和主观恶性相对较小， 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因而量刑上也应当体现区别。
鉴于运输毒品行为的上述特殊性，有的研究者认为可以取消运输毒品罪 这一罪名。主要理由是，运输毒品行为包括3种情况：走私、贩卖、制造毒 品者自行运输毒品，明知他人走私、贩卖、制造毒品而帮助运输；利用不明 真相的人运输毒品6第一种情形下运输毒品行为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只是走 私、贩卖、制造毒品行为的前提或者后续，第二种情形下行为人是走私、贩 卖、制造毒品者的帮助犯，第三 种情形下行为人是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的 间接正犯或者间接帮助犯。并且，目前这种立法模式在实践中对运输毒品行 为容易造成定罪不准或者量刑偏重等问题，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废止运输毒品罪这一罪名。
但是，废止运输毒品罪并不符合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很多受雇用为他人 运输毒品者并不知道所运输的毒品是走私所得还是制造所得，也不清楚该毒 品由何人卖出或者购买，特别是还存在多层转手型运输毒品的情况，对这些 情形都不宜以概括故意为由认定行为人是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的共同犯 罪。并且，即便行为人是为自己运输毒品，在没有证据证明其将要贩卖这些 毒品的情况下也不能简单推定其构成贩卖毒品罪，由此，如果不能认定为运 输毒品罪就只能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反而更不利于打击此类犯罪。比较务实的做法是修改《刑法》第347条，将运输毒品罪剥离出来单独加以规 定，并配置不同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的法定刑。例如，可以考虑删去 第347条第2款中关于“运输毒品”的内容，增加一款作为第347条第3款， 规定：“运输毒品，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运输毒品数量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样修改有诸多好处。一是能 客观评价运输毒品行为的社会危害，有利于在毒品犯罪案件中进一步贯彻落 实严格控制、慎重适用死刑的刑事政策。二是增加了“数量巨大”这一法定 用语，使毒品数量与法定刑的对应关系更为合理，更有利于对重大毒品犯罪 的准确量刑。三是在立法技术上十分便捷，仅涉及对《刑法》第347条第2 款和第3款的修改，改动幅度很小。
法律的修订值得期待。在此之前，对运输毒品行为确实需要从社会学、 犯罪学、刑事政策学等多角度进行深入分析，以科学、准确评价其社会危害性，实现处罚的合理性。在政策把握上要坚持辩证思路，重点打击运输毒品 犯罪集团首要分子，指使、雇用他人运输毒品的主犯或者毒枭、职业毒犯、 毒品再犯，以及具有武装掩护、暴力抗拒检查、拘留或者逮捕、参与有组织 的国际毒品犯罪、以运输毒品为业、多次运输毒品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运输 毒品犯罪分子，该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要继续依法判处。如果行为人是为自 己运输毒品，其运输行为在逻辑上必然从属于走私、贩卖或者制造毒品，不论其罪名是何种组合方式(如走私、运输毒品罪，贩卖、运输毒品罪，贩卖、 运输、制造毒品罪等),此时运输毒品只是其中一个从属环节，对犯罪行为 的性质和危害要进行整体评价，不能把运输毒品作为评价的重点。如果行为 人是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认定的罪名通常为运输毒品罪，此时着似针 对运输毒品罪进行定罪量刑，实际上也要充分考虑其被指使、雇用的情况以 及其他量刑情节，总体上体现从宽处理的政策。司法工作中要继续执行好相 关会议纪要等指导文件。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2008年毒品纪要》提 出，对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确属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又系初犯、偶犯 的，可以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也可以不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此基础上，《2015年毒品纪要》进一步明确：“尤其对 于其中被动参与犯罪，从属性、辅助性较强，获利程度较低的被告人， 一般 不应当判处死刑。对于不能排除受人指使、雇用初次运输毒品的被告人，毒 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但尚不属数量巨大的， 一般也可以不 判处死刑。”《2023年毒品纪要》基本重申了上述政策精神，但在文字表述方面作了一定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