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对运输毒品罪死刑政策的特殊性强调较多，主要是考虑运输毒品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存在区别，即走私毒品、制造 毒品是源头性犯罪，贩卖毒品尤其是大宗贩卖毒品直接造成毒品向社会扩散 进而产生很大危害，而运输毒品是走私、制造、贩卖毒品的中间环节，具有从属性、辅助性特点，故其社会危害性整体上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存在区别，在死刑政策和适用标准上也应予以区别对待。

       准确理解和把握这种区别对待的政策，需要注意其适用范围。首先，对运输毒品罪并非一律体现从宽政策，对性质严重的运输毒品犯罪也应依法从严惩处。《2023年毒品纪要》在《2008年毒品纪要》和《2015年毒品纪要》 相关规定的基础上重申：“对于运输毒品犯罪，应当准确把握打击重点。依  法严惩运输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组织、指使、雇用他人运输毒品的主犯或者职业毒犯、毒品再犯，以及具有武装掩护运输毒品、以暴力抗拒查缉情节严重、以运输毒品为业、多次运输毒品等严重情节的被告人，对其中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其次，对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的，总体政策精神是区别对待、慎重适用死刑，但也并非一律从宽处罚，而是要 进一步区分情况。其中，对运输毒品的职业犯，运输团伙的首要分子，受雇后又组织他人运输毒品，持枪运输毒品，运输途中暴力抗拒查缉，以及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运输毒品犯罪，即使是受人指使、雇用进行运输，也仍要体 现从严惩处的政策精神。也就是说，对运输毒品罪在死刑适用方面予以区 别对待，有特定的案件类型和范围，不是针对所有运输毒品犯罪，甚至也不是针对所有受人指使、雇用的运输毒品犯罪，而是指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 品案件中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情形，尤其是指受人指使、雇用初次运输毒 品，所获报酬不高，且从属性、辅助性较强的情形。

       参照《2023年毒品纪要》的相关规定，并结合《2008年毒品纪要》和 《2015年毒品纪要》提出的指导意见，以下区分不同情形对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案件的死刑适用问题作具体解读。

1.关于确属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的情形

司法实践中对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的案件，在政策上体现区别对待 由来已久。《2008年毒品纪要》在总结司法经验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对有证  据证明被告人确属受人指使、雇用参与运输毒品犯罪，又系初犯、偶犯的， 可以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也可以不判处 死刑立即执行。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标准，主要考虑到以下几点：其一，单 纯的运输毒品行为只是走私、制造、贩卖毒品犯罪的中间环节，在整个毒品 犯罪中具有从属性、辅助性特点，其社会危害性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等 源头性犯罪有所不同。其二，部分运输毒品者是受雇的农民、边民、少数民族或无业人员，并非毒品的所有者、买家或卖家。其犯罪动机往往是赚取少 量运费，主观恶性一般不大。其三，有利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突出毒  品犯罪的打击重点。《2015年毒品纪要》除重申上述规定外，进一步提出， 对于其中被动参与犯罪，从属性、辅助性较强，获利程度较低的被告人， 一  般不应当判处死刑。“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比“也可以不”判处死刑更鲜明 地体现了规则的刚性。《2023年毒品纪要》对这个问题的表述方式作了一定  调整，提出：对确属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的被告人，具有下列4种情形  之一的，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适用数量标准，也可以不判处死  刑：①不排除系初次运输毒品的；②被雇用者严密指挥或同行人员监视，从 属性、辅助性明显的；③与雇用者同行运输毒品，处于被支配地位的；④确  因急迫生活困难而运输毒品的。其中，第②、③项是同一类型，体现的都是  受雇运输者从属性、辅助性很强的特点，第④项是新列举的酌定从宽情节。 与《2015年毒品纪要》的规定相比，《2023年毒品纪要》的上述规定细化了“也 可以不判处死刑”的情形，且将确属系初犯、偶犯修改为“不排除系初犯”, 从而扩大了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案件中一般不判处死刑的案件范围，体 现了对此类案件更为严格地控制死刑适用的政策精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以往此类案件的被告人所获得的报酬通常不高，有的雇主出价原本就低，有 的会被转雇用者克扣，故《2008年毒品纪要》把挣取少量运费作为此类案件 的从宽因素之一，但随着情况发生变化，很多受雇运输毒品的人按照行规获 得了可观的报酬，即便如此，也不能过多看待运输报酬的作用。故《2023年 毒品纪要》提出：“对于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的被告人，应当充分考虑其 在毒品犯罪链条中所处的地位和实际发挥的作用，体现区别对待，不能单纯 根据涉案毒品数量大小或者所获报酬多少决定死刑适用。”例如，被告人吉某木子扎因经济困难，为挣取少量报酬而受人雇用运输  海洛因1002克被查获，且有初犯、认罪态度较好等酌定从宽处罚情节，最高 人民法院裁定不核准死刑，发回重新审判。又如，2017年被告人宋某某驾 驶摩托车携带11千克海洛因从一县城出发，欲将毒品运往该省另一县城，途 中被设卡守候的民警抓获。该案运输的毒品数量巨大，但根据在案证据，宋 某某系受他人雇用运输毒品，运输路线、运毒方式均由雇主安排，所获取的 报酬也不高。同时，宋某某还有其他从宽处罚情节，如宋某某系边民，平时 靠跑“摩的”为生，有一子7岁，案发时正在上小学；宋某某不确切知道毒 品的种类和数量；该案通过特情介入将宋某某抓获，其运毒过程处于公安人 员掌控之中，客观上不可能运输成功。综合考虑上述各项情节，法院对宋某 某未判处死刑。

目前，司法实践中对受雇用运输毒品犯罪死刑政策的把握，最突出的难 题是，既然对此类犯罪是“一般”而非“一律”不判处死刑，那么,究竟在 何种情况下可以判处死刑?实践中很多此类案件并没有明显的从重和从宽处 罚情节，当行为人受雇运输的毒品数量很大时，能否判处死刑?如果回答是 肯定，则如何掌握该数量标准?有意见认为，可以参照通常的死刑适用数 量标准设定某种倍数关系，受雇者运输的毒品数量超过该倍数的即可判处死 刑。笔者认为，对该问题的解决，并非简单根据逻辑推理就能得出结论，需要经过深入调研、认真分析测算后，充分考虑从严惩处毒品犯罪的刑事政策 与严格控制、慎重适用死刑政策之间的总体平衡，才能提出较为妥当的政策 标准尤其是毒品数量标准。

2.关于“不排除”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的情形

这种情形是证据问题造成的，也是证据与政策关系的重要体现。《2008 年毒品纪要》没有明确规定此种情形的处理，而是将受雇运输毒品案件的证  据情况“一分为二”:有证据证明确属受人指使、雇用和不能证明受人指使、 雇用。2010年，根据司法实践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在致某高级人民法院的工  作函中提出：“对于运输数量不是很大，不能排除受雇替他人运输毒品，又  不能确认系多次运输毒品的，原则上亦不应适用死刑”。这是对《2008年毒  品纪要》相关规定的补充、发展，也是对受雇用运输毒品案件适用死刑规则  的丰富、完善。主要考虑到，毒品犯罪隐蔽性强， 一些案件中难以证明被告  人“确属”受他人雇用运输毒品，也难以认定不是初次，但根据在案证据又  “不能排除”是受他人雇用，而死刑是剥夺生命的“极刑”,必须慎重适用， 故对于“不能排除”受人雇用初次运输毒品的情形，也应当作为慎重适用死  刑的案件类型。《2015年毒品纪要》吸收了上述工作函的内容，规定：对于  不能排除受人指使、雇用初次运输毒品的被告人，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  死刑数量标准，但尚不属数量巨大的， 一般也可以不判处死刑。《2023年毒  品纪要》则提出，对于不能排除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的被告人，具有前  述4种从宽情形之一的，也可以考虑不判处死刑。对上述指导意见的理解、 适用，要注意如下问题。

其一，“不能排除”不是无根据的推测，而是要求有一定证据证明，只是  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认定是否属于“不能排除”受雇运输毒品， 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1)被告人交代的雇主的基本身份信息  是否明确，是否确有其人；(2)被告人交代的雇主是否属于涉毒人员及该人  的平时表现、经济状况，如是否有毒品犯罪前科，是否属于正在侦办的毒品  犯罪案件的嫌疑人，有无异常经济收入，是否与境外或者外地涉毒人员有联  系；(3)被告人同其交代的雇主在案发时段是否有联系，如有无通话、同行 或者同住记录，以往是否相识并有交往；(4)被告人是否有职业，平时表现、经济状况如何，有无因贫困而受雇的可能，有无自己购买毒品的途径，有 无自行贩运毒品的能力等。有的案件中能够确定雇主系涉毒人员，并反映  被告人与雇主之间存在不正常联系，有的案件中能够反映存在某个雇用者， 但不能准确确定此人身份，这些情况都属于“不能排除”受人指使、雇用 运输毒品。

例如，被告人李某都骑摩托车运输海洛因1047.5克被事先布控的公安 人员查获，根据在案证据，其受同村人谢某某(在逃)的雇用为挣取少量报 酬而运输毒品的可能性很大，且系初犯，平时表现良好，到案后认罪态度 好，故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不核准死刑，发回重审。又如，2014年被告人廖 某某乘坐长途客车从河南省到达北京市一长途汽车站时被抓获，公安人员从 其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内查获冰毒3包，重2760余克。廖某某供称，其为获取 5000元报酬而为“宽八”运输毒品，并提供了手机中储存的“宽八”的手机 号。经查，“宽八”的真名为毛某某，廖某某经辨认照片确认毛某某即“宽 八”,且“宽八”的手机号在案发时段与廖某某有短信、电话联系。据此，法 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能排除”廖某某系受人雇用运输毒品，综合考虑廖某某 运输毒品的数量且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等情节，对廖某 某未判处死刑。

其二，对“不能排除”受他人雇用运输毒品的案件，在适用死刑的毒品  数量标准上与“确属”受人雇用运输毒品的案件有一定差别。《2023年毒品  纪要》虽没有明确毒品数量与“不能排除”之间的关系，但这是司法工作中   绕不开的问题。根据《2015年毒品纪要》,在运输毒品数量巨大的情形下，“确  属”受人雇用运输毒品的被告人一般仍可以不判处死刑，但对“不能排除” 受人雇用运输毒品的案件，则可以相对更多地考虑判处死刑。这一指导意见  仍有参考价值。“不能排除”是一个认定区间，可信度直接取决于在案证据情  况，也与司法人员的主观判断有较大关系。“不能排除”的证明程度与判处死   刑的概率之间成反比，即可信度越高，越接近“确实”受人雇用，就越要更多地考虑不判处死刑，反之，可信度越低，越让人难以相信是受人雇用，就 越可以考虑判处死刑。

3.多人受雇用运输毒品的情形

一案中多人受雇参与运输毒品的，具体情形多种多样。有的案件中有明  显的组织指挥者，此人也是受雇运输毒品，但同时还指挥其他人运输毒品， 故其罪责最突出(受雇者组织运输);有的案件中多人之间不是共同犯罪，而  是相对独立地受同一人雇用运输毒品(包括各自运输、同行运输或者分段运  输),这时要重点考虑罪责最突出的受雇者是否符合判处死刑的条件；有的  案件中形成多层转雇用关系，转雇者对运费“吃差价”,毒品由最后环节的受  雇者进行运输(转雇用运输)。根据《2015年毒品纪要》和《2023年毒品纪要》 的相关规定，对于这些不同类型的多人受雇运输毒品案件，除考虑各被告人  运输的毒品数量外，还应结合其具体犯罪情节、参与犯罪程度、与雇主关系  的紧密性及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等因素决定死刑适用， 一般不宜同时判  处2名以上受雇者死刑。

例如，2015年11月，被告人马某指使同案人甲、乙乘飞机从兰州到达  昆明，在马某电话指挥下，甲乙二人取到毒品并带至酒店房间进行包装。当  日下午，丙受马某指使也从兰州到达昆明。根据马某安排，甲乙丙三人分成  两路携带毒品返回甘肃。后乙、丙途经甘肃省合作市时被抓获，公安人员  从乙携带的旅行箱中查获海洛因5172克，从丙携带的旅行箱中查获海洛因  3850克。次日，甲在甘肃省碌曲县境内被抓获，公安人员从其携带的旅行箱  中查获海洛因5238克。根据在案证据，尚难认定马某是毒品的所有者，其很  可能也是受他人雇用运输毒品，但其组织多人跨省运输毒品数量特别巨大， 社会危害大，罪行极其严重，且其在共同犯罪中负责联络毒源，提供经费， 雇用、指挥他人跨省运输毒品，罪责最为突出，故对其判处并核准死刑。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受雇运输毒品案件中毒品数量特别巨大，组织指挥 者和直接运输者罪责都很突出，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考虑判处二人死刑，但在标 准的把握上要十分严格，也要注意全案处理的平衡，并作为例外情形来把握。

4.不能证明受雇用运输毒品和涉嫌自贩自运的情形

《2008年毒品纪要》规定了两种可以依法判处死刑的运输毒品类型： (1)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不能证明被告人系受人指使、  雇用参与运输毒品犯罪的，可以依法判处重刑直至死刑；(2)涉嫌为贩卖而  自行运输毒品，由于认定贩卖毒品的证据不足，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不同  于单纯的受指使为他人运输毒品行为，其量刑标准应当与单纯的运输毒品行   为有所区别。第(1)种情形(“不能证明是”)是相对于“有证据证明确属” 情形而言的，由于实践情况的复杂性，在是否受他人雇用的证据充足度上还  存在“不能排除”的情形，通过前述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工作函，实际  上形成了梯次衔接的3种情形：有证据证明确属 → 不能排除是(高度可能是)→不能证明是。虽然《2008年毒品纪要》提出对于“不能证明是”受人   雇用运输毒品，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被告人，可以依法  判处重刑直至死刑，但因“不能证明是”属于司法者的主观判断，不等于客  观上就不是，故为慎重起见，在不少案件的处理上仍需留有余地，不能简单  因为涉案毒品数量很大就判处死刑。由此可见，第(1)种情形与第(2)种  情形存在差别。涉嫌为贩卖而运输毒品(自贩自运)是指有一定证据证明行  为人是为了贩卖而自行运输毒品，但未能收集到证明其贩卖毒品的证据，故  保守地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情形。显然，第(2)种情形基本不存在受人雇用  运输毒品的可能性。如果说对第(1)种情形因不能完全排除受人雇用运输毒  品的可能性而仍需在处理上适当留有余地的话，那么对第(2)种情形可以更  多地体现依法惩处，对涉案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案件， 特别是有从重处罚情节的，可以依法判处死刑。

《2023年毒品纪要》重申了上述第(2)种情形的政策精神，但在表述上 作了一定修改，将“涉嫌为贩卖”扩展到“涉嫌为实施走私、贩卖、制造毒 品犯罪”,即“对于涉嫌为实施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犯罪而运输毒品，由于 认定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犯罪的证据不充分而认定为运输毒品犯罪的被告 人，在决定死刑适用时，应当与单纯受指使、雇用为他人运输毒品的情形有 所区别”。这样修改后规则的适应性更强，但实践中的常见情形仍是涉嫌为 贩卖而自行运输毒品。例如，被告人王某独自驾车运输2287克“麻古”被查获，拒不供述毒品来源，其银行卡内有大额资金流动，不排除为版卖丽运输 毒品，对其判处并核准死刑。被告人赵某驾车运输海洛因1020克冰毒520 克被查获，不能证明系受他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也没有其他从宽处罚慵 节，被判处并核准死刑。